朱海斌：若政策缺乏针对性 或对下半年内需修复产生负面影响

7月10日消息，7月10日-11日，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举办2020粤港澳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主题为“新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展望”论坛上，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从三个方面解释中国采取克制政策刺激的原因，此外他提醒未来经济修复需要注意债务问题。

从全球平均数据来看，今年财政政策跟去年相比力度平均增加3.5%，已经超过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财政的刺激力度。中国也采取了很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从整体力度来讲，中国刺激力度在全球范围，或跟2008、2009年相比，都属于相对克制的刺激。

那么在这一轮疫情应对里，为何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力度更加有限？朱海斌从以下三个角度分析。

第一，此轮危机起因与2008年以及大萧条时代不同，是由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停摆。所以疫情之后的修复，公共卫生措施相对是最主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来讲只是起到纾困和缓冲的作用。“从这个逻辑上来讲，防疫效果直接决定了到底需要多少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

第二，从政策决定角度，中国路径依赖性非常强。“当年4万亿的政策确实成功推动中国经济迅速反弹，但是过去十年也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包括投资效率下滑，债务上升以及潜在增长率下降等各种结构性问题。”朱海斌认为，中国政策更多是应对式的，一步一步看疫情情况和经济数据来相应地增加政策刺激。

第三，从政策细节来看，欧盟跟中国刺激的政策有非常大的不同。从政策分配角度，欧美或其他大部分国家基本集中在帮助企业和家庭部门的纾困，中国针对家庭部门的纾困政策基本为零，只有在一些地区性的少量现金券的发放，跟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策更加注重对于小微企业的纾困和对于投资方面的支持。

朱海斌表示，从中国角度，虽说通过创造就业来提高对就业部门的纾困是不错的选择，但政策到底多大程度上可大规模地适应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失业就业情况，还需要观察。

“有可能出现政策缺乏足够的针对性，所以在一些疫情比较严重的或就业受影响更大的家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这对我们下半年经济的修复，尤其是内需的修复可能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最后，朱海斌提醒，未来经济修复需要注意债务问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债务水平是直线上升的过程，从历史上来讲，债务水平越高甚至突破一定水平之后，基本上回头的可能性非常小。必然出现极低利率水平维持非常长时间的情况，另外债务会从非政府部门债务向政府部门债务的转移。

“从更长远角度来讲，如果大家都不停地通过财政政策刺激，会不会诱发像大萧条之后或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出现解体？或当前美元为主导的国家信用货币会不会出现重新寻锚的过程？这都是未来我们或要面临的巨大挑战。”（新浪财经 李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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